回得來的人，回不去的時光

四月梅雨天，晚上份外潮濕陰寒。

半世紀樓齡的唐樓，天花水泥大塊灰剝落。水從縫隙間滲出，把牆壁染成灰黑色。在香港，連一個斗室也容不下克赦，注定他要回流印度。三個同學和一個室友出席他的歡送會。我們邊閒聊，邊把他親手做的印度乳酪夾在熱狗包裏。克赦趁減價時買了雙蒸，明明是料理酒，好奇的他偏要淺酌。說味道像次等伏特加，但還是把一整瓶喝完了。拍合照時，克赦邊翹起二郎腿，邊說：「小時候我爸教我大腿要這樣分開，才像個男人，別像女人一樣兩腿交疊。」

這就是我們的朋友克赦。

在大學狹小的課室內，高個子的他只能坐在第一行，一隻腿成直角架在另一隻腿上，一手托着頭，一手抄筆記。瞪着㘣溜溜黑白分明的大眼睛注視講者。他總是積極參與電影課的討論，跟教授、來自各地的學霸自成緊密的圈子，其他同學不能輕易越進。他在電影課分享一段實驗電影，只有一個鏡頭，從森林地上的狗屍體快速向上掠至樹林頂部，反反覆覆，意象耐人尋味。他的分析我全部忘了，只記得他一本正經地說：「我看過這片段無數次，別問我為什麼。」我當時心想，他真是愛電影成癡了。輪到我做匯報時，我播放了帕索里尼《十日談》當中一幕，講述修女勾引裝成啞巴的年輕園丁，急色地到暗角處偷歡。出乎意料的是，平日一臉嚴肅的克赦，是全班同學之中笑得最開懷的。

不同文化背景喜好的人，因着對知識和文藝的興趣而走在一起，是多麼美麗的事。可惜的是，我住得偏遠，下課後總是匆匆離開，錯過了很多精采的討論。

相識是緣份，一切都是自然而然，毋需刻意追求。第二學期，教授選了我和幾個同學，向系主任反映大家對課程的看法。趁着論文課，這成了跟克赦打開話匣子的契機。他以許鞍華的電影為材，探討香港的歷史變遷。以本土文化為題，對不曾在這裏生活過的他來說是挑戰。這四個月間，在連番馬拉松式的匯報中，我們見證他由神情輕鬆地提着咖啡、胸有成竹地走到同學面前分享，到後來頭髮蓬鬆疲憊不堪。課餘時間，雖然我們未必認識對方的論文題目，但閒時胡亂說一通，似乎也無形中帶來一點靈感、一點慰藉。

臨近學期尾聲，有一晚下課後，我請教學霸論文上的問題。離開校園時，克赦建議吃宵夜，我就加入了。在春夏之交回暖的深夜，我們在校園附近一所南亞裔經營的店吃希臘素薄餅，從課堂和電影，談到印度污水問題、克赦參與製作紀錄片的經歷、以至他的工作、下廚和寫作經驗。「你們有創作渠道的嗎？沒有？你們真是怪人。」創作於他，如呼吸一樣理所當然。自那個晚上，我偷偷找了他的社交媒體和網誌來看。他愛分享自己和網上流傳的逗狗、小狗玩樂片段，當中有些趣味，可能只有他自己能參透。跟他閒聊、讀他的隨筆和小說記生活、工作的趣事，幽默諷刺而帶一點對社會的憤怒。他能從平凡小事看出故事。小至他爸爸在地鐵上遇到的尷尬事，到自己在美國留學時跟女性主義同學的意見不合，。他不忌諱討論自己家鄉的社會問題，也希望人們誠實地面對理論中和生活上的切實狀況。但他不會侃侃而談什麼偉大道理，反而更着眼於實質的親身經歷、人與人之間的互動、生活細節。 我看到一個熱愛生命的青年，真誠、隨性、迷茫。

學期結束後，大家離港的離港，用功的用功。一兩個月之間，隨着見面愈疏，作業限期迫近，大家似乎已經習慣了離別，一時的不捨之情漸漸遠去。維繫我們論文課的同學好像只剩下論文。在水深火熱的六月底，克赦約了我跟幾個同學到上環一所酒吧小酌。五個同學，早來到的看着世界盃直播，剛到來的拭着汗，聊些有的沒的。談到寫論文的焦急之情，兩個三十開外的學霸認為，跟理論對話比較易，寫自己的想法難。我和克赦剛相反。克赦的靈感源源不絕，文字寫作甚至追不上他跳脫的思維。他說他打算寫香港的少數族裔，我介紹他讀中大人類學麥高登教授的《世界中心的貧民窟：香港重慶大廈》，說了一個我在他課上聽到的故事︰一個女學生到那裏考察，跟穆斯林男性受訪者握手。殊不知穆斯林文化視男女握手為親密行為，讓他以為女學生對他有意思，造成誤會。席間另一個女生打趣問克赦他會不會跟異性握手，他讓她伸出手，握了，以食指掃一下她手腕。或許在他生活過的地方，鮮有可以接受這種玩笑的。說起美國︰「這個國家太友好了。打個比方，假如我對你說我覺得你太矮了」，再轉向那名女生說「或者說，我覺得你太黑了，他們會感到受冒犯。」率性的人，在急於追求世故的年代，自有他們的難處。他強調自己曾是理科生，本科修讀電腦工程，想學習繪動畫，但後來轉讀電影。

「所以我覺得文科生都是笨蛋。」

他續一指了指我們說：

「你跟他、她一樣笨。」

我問：「那麼你覺得誰是聰明人呢？」

他露出自得的微笑指了指自己。

那一刻我覺得這㮔似玩笑似自白的坦率非但不討厭，甚至有點可愛。

他不喜秩序、事前計劃，喜歡隨性而行。只有件事情，他一談時起會比聊學術和政治更一本正經，那就是烹餁。他總喜歡以下廚展開新話題。從每周花多少錢買菜、到如何挑蕃茄、室友如何累他打翻一瓶油，印度的刀多麼鈍，切食物時在手上留下的疤痕，他都認真一一細說，仿佛這些就是人生最神聖的事情。

畢業後的秋天，他在家為自己辦生日派對。一夜之間，我們四個同學認識了他不同國籍、來自各行各業的朋友。他自豪的讓我看他自製的乳酪，細心地做了家鄉菜端到天台讓我們品嚐，他是素食者，用薑造了糕點，還有薄餅、鷹嘴豆醬、牛油果醬等等。他讓朋友們聊天玩樂，不會冷落一個人，自己卻逕自在唐樓天台和單位之間穿梭來回，沒一刻怠慢下來。我們幾個同學能幫他的，只有收拾一點垃圾，跟他合照，好讓他放在 Instagram 向憂心的媽媽交代他在這邊交了很多朋友。從不擅挑禮物的我買了深藍色皮面筆記本，深知雖然他喜愛閱讀寫作，這種正經八百的禮物還是跟他的個性有點格格不入，用鮮麗的花紙包裝着。

撫心自問，我和克赦談不上熟稔，甚至並不了解他。唯一一次稍為深入的對話，是在年初冬天。他邀請我看據古印度史詩《摩訶婆羅多》改編的舞台劇，講述受神明保佑的明君與表兄弟暴君之間的戰爭。有個神射手，曾得暴君相助，不聽從神明勸告「棄暗投明」，堅持為朋友而戰，於是讓明君一方殺死了。看罷，我問克赦為什麼話劇總結說神射手是罪有應得，他說，如果我是他，誰是我朋友，我就站在誰的一方，何須管朋友是什麼暴君。這也是我心坎裏的話，畢竟，世界太複雜的道德包伏，太多對祟高理想的歌頌，可曾回歸最原始純樸的心，問問它怎麼想？

當本地同學樂此不疲的以課程分數、出路、文藝界行內的人事入題，克赦願意放下功利，純粹地聊文藝和電影。或許也正是因為保持君子之交，彼此之間無須介入對方的生活，省卻了親密關係中需要的磨合、責任、權衡、思慮。在開始需要學習世故的年紀，有這樣一個朋友，能夠憑單純的直覺愉快地相處，實在難得。

記得在碩士班迎新夜，一位後來深受我們愛戴尊敬的電影教授說，你們來這裏不僅是為了學習知識，而是認識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，透過對話、聊天去累積所學。你們的同學，將會是一生重要的朋友。在這一年半期間，我有幸認識到克赦這位同伴。因為他，我更加深入認識了其他本來無甚交集的本地同窗。好友說很難想像他不在港的日子。學霸又說，多希望他留港，哪怕找一份差勁的工作也好。是的，這是我們的私心。不過，他的志願是當記者，寫政治文藝。對文字執着的異鄉人，在事事功利的我城實難找到一寸容身之所。看來緣份有來時也有結束時。相識離別都有時，我們可以做的，只有泰然接受。

雖然不斷這樣告訴自己，收到他即將要走的消息時，心口還是一陣翳悶，工作也提不起勁。

既然要分別了，我對自己說，那就珍惜跟他一起的日子吧。應他邀請，我跟他去看了以新加坡外來勞工苦況為故事題材的《幻土》，我們一起看蘇聯大審判的紀錄片。時間倉促，仍可以在尖沙嘴吃印度晚餐，再乘地鐵到九龍灣，輕鬆地步進電影院。在克赦離開的一週前，我和好友再次為他送行。我們從尖沙嘴酒吧走到海傍。難得清朗的晚天下，燈光浮浮映在維港海面上。克赦曾抱怨房子隔壁的霓虹光耀眼得令他難以入睡，這時也讚嘆那倒影五光十色之美。我們倚在海邊的欄杆，吹着涼風，從他在大陸的見聞聊到友情。「放開自己，多結交朋友吧！」這是他對我說的。沒想到一年之間，我們不知不覺成為朋友了。去年大約這個時候，也是四月初春夏之交，在港大附近那所薄餅店，我第一次深入認識他。自那天後，經過論文、不同文化活動和聚會，種種看似無心插柳的平凡事，點點滴滴，才織結成今天的牽絆。我們在尖東和尖沙嘴站的交接點話別。這次，我知道是短時間內的最後一次了。

數天後的一個早晨，我收到他用外國電話號碼發來的訊息，一時便感傷了，因為我頓然發現，離開了的不只是他，還有我在廿二至廿四歲時與他和其他朋友度過的時光。克赦曾說碩士這段日子是他最美好的一年，這句話多深入我心。那些在課室埋頭抄筆記、在校園、地鐵、酒吧談電影文學歷史無聊話的日子，我們回不去了。一段回憶，為我注入了新的力量。在這一年，我開始欣賞豁達、順其自然，安於自己步伐的生活態度。

我從網上找來吳鶯音的經典歌曲《明月千里寄相思》。這是許鞍華的電影《天水圍的日與夜》最後一幕講述中秋節的配樂，訴說離別後對故人的追思。科技讓我們輕易窺視遠方朋友的生活動向，與他們通信。但我深信，現代人的思念之情不會淡於前人。於是我在他離開後，決定趁記憶猶新，趕緊把他寫下來，且讓回憶融於簡樸的音樂和文字。

歲月能沖淡一切，但願沖不走他的真誠、善良、好奇心，讓他繼續天下人皆友。

二零一九年五月十四日 大埔

二零二零年五月十七日 重寫於大埔